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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伦泰和苏联的性文学

李今

 
 
    
     
     
    苏联女作家、政治活动家柯伦泰(A.коллонтай,1872~1952)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但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却因她写革命的恋爱道德与题材的小说译介到中国而名噪一时,成为苏联性文学的代表。
     柯伦泰虽出身于一个沙俄将军的家庭,但很早就信奉了马克思主义,曾经加入社会民主党,致力于社会改革,后改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社会保障人民委员,后来长时期在外交部门工作,出任过几个国家的大使,是苏联第一位女外交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的作品以表现性解放为主题,她本人对待性关系也持自由的观点,是“一杯水主义”的倡导者,因而在苏联受到正统批评界的攻击,1927年以后,她的小说便不再出版。有意思的是,她的书在苏联成为禁书以后,在中国却大行其道,流行一时。1928年沈端先(夏衍)翻译了她的中篇小说《三代的爱》和《姊妹》,合编为《恋爱之路》,由作新书社出版,1929年同一本书又有温生民译本《恋爱之道》。她的长篇小说《赤恋》1929年也由温生民译出,同年杨骚又从日译本重译,到1934年经过立先重新编译,还出了节译本。周起应(周扬)也曾翻译过她的《伟大的恋爱》,1930年由水沫书店出版,同年李兰也翻译了这一作品,并收入《姊妹》和《三代的恋爱》合编出版。至此,柯伦泰以“恋爱之路”为题名的三部曲《赤恋》、《三代的恋爱》、《姊妹》全部出齐。
     最能代表柯伦泰妇女观的是《赤恋》。主人公华茜丽莎是一位典型的女革命家,为了革命胜利和社会的幸福,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与丈夫分居两地,又因过度劳累而损害了自己的健康。但她的丈夫却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堕落为一个贪污腐化分子,并与另一女人有染。当华茜丽莎去探望丈夫,发现了这一切以后,面对丈夫请求她留下来的苦苦哀求,还有自己已经怀孕,最重要的是对于丈夫仍割舍不了的感情,陷入痛苦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最后,终于听从了她正从事的“共同住宅”事业和她要为之献身的工人们的召唤,决然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生下孩子,经过犹豫和彷徨,重新走上了独立自主,为人类为社会尽职尽责的妇女解放之路。柯伦泰通过华茜丽莎形象的塑造,申明了自己对于女性的价值观,即恋爱婚姻家庭的领域只是“私事”,判断一个人的真价,在今天,不仅男人,女人也“非由他的家庭道德上的行为所可评定,而该由他的工作,他的才能,他的意志及他的对于国家社会的有用性以判断的”。华茜丽莎正是怀有“恋爱只是私事,工作更重要”这一信念的革命新女性。正是这种观念打动了中国的译者,温生民在他翻译的《赤恋》译序中说:“恋爱不过是有闲的老爷,太太,小姐们制造出来的神秘的名辞”,我们是被压迫者,哪有机会、时间和精力去恋爱,“我们还有比‘恋爱’更重大的任务啊!”“我们要享受美满的‘恋爱’,我们也要先完成了那更重大的工作———变革社会的工作———才可能。”“赤恋便是暗示这种‘恋爱之道’的有意义的小说。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本书的一切主张,可是,华茜丽莎从两性关系的囚笼超脱出来,勇敢地对着现实做一位社会人这一点却是值得赞赏的。也就是因为这样才把它翻成中文,并不是为了本书已有十余国译本的虚誉才动手译的。”
     柯伦泰最惊世骇俗的小说是《三代的爱》。这篇不长的小说叙述了祖母、母亲、女儿三代人的不同恋爱观。这三代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而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不同时代的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家。祖母不能满足于安稳的联队长夫人的生活,与“契可夫式的英雄”私奔,开始了她创立巡回图书馆启蒙民众的事业。但她的恋爱观仅是以恋爱的权利否定婚姻的义务,在性的道德上,严格得与道学者一样。所以,当她后来发现这位革命的丈夫背叛了她,她尽管带着女儿离家出走,却仍然决意一生为他保守贞洁。母亲最初和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居,但因当时的白色恐怖,她不得不躲避在技师M的家里做家庭教师。他们之间尽管政治主张完全不同,却萌发了热烈的爱情。但这并未影响她对流徙中的丈夫的爱情,她陷入同时恋爱两个异性的矛盾之中。母亲与祖母的不同在于,祖母认为爱是唯一的,二者必择其一;而母亲则听凭感情和机运的驱使,即使和M生下一个女儿之后,也不时在两个情人之间周转同居,她认为自己处于“和常人一样地能够理解感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间”。后来,她又听凭相互之间感情的消弭,而与两个恋人先后分手,与比她年轻很多的廖勃柯夫结婚。就是这样一位解放的女性也不能理解她女儿对待爱情和性的态度。大革命后因住宅不足,她与女儿,和丈夫同住了一个房间。但不久,她就发现女儿怀了孕,女儿却不知道孩子是廖勃柯夫的,还是其他同志的。而且,女儿不承认对自己母亲造成了伤害,因为她并不爱母亲的丈夫,甚至从没有恋爱过。女儿还振振有辞地宣布,“恋爱是非有工夫不可的”,“在这种一切时间都被夺去了的革命时代”,“我们偶然碰到,两个人感到幸福的时候,我们就尊重了这个时间”,“这是谁都没有责任的”。那么,“这种事件究竟怎样解释才好呢?这是一切道德律所不能容许的淫荡呢?还是由新生活所招致而从新兴阶级的任务中所产生的见解———就是新道德?”这个问题正是母亲和作者留给我们去思考的。
     柯伦泰的《恋爱之路》三部曲,还有《新俄大学生日记》、《右边的月亮》等,当时被统称为“苏联的性文学”,这些作品在当时的确是引起了“吃惊”和“混乱”。夏衍译《恋爱之路》中收入了林房雄作、默之译的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柯伦泰夫人的恋爱观,这篇文章的观点就认为柯伦泰夫人在“三代的恋爱”中所想指示的并不是“过渡期的淫荡”,“实是有着新生活,新感情,新概念的阶级中的新道德”。这种认识在当时恐怕是起到了不好的影响,成为反苏联宣传。所以,夏衍后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应该如何正确地理解这些小说所反映的现象。他强调,柯伦泰所描写的“只是革命过程中间的少数前卫分子适合于当时客观条件而遂行着的非常态的性的行动,而决不是表明着新兴普洛塔利亚阶级对于性爱问题的理想”。是特殊的,一时性的“过渡性的事实”,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倾向,并用列宁对于性爱问题的观点批驳了这种杯水主义的行为和理论。(沈端先:《〈恋爱之路〉〈华茜丽莎〉及其他———所谓“苏联性文学“问题》,《文艺讲座》第1册,神州国光社1930年4月)当时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和柯伦泰的《恋爱之路》被称为“两本现代青年男女底必读书”(《两本现代青年男女底必读书》,《开明》第2卷第8期)。
     恋爱问题和性问题本来就是当时“最盛的”话题,更何况柯伦泰的作品是以苏联新女性为主人公,其过激的性观念和行为不仅让正人君子震惊,即使在生活和思想上都享有着相当自由的最进步的女性也“全然吃惊了”。柯伦泰本人认为她的动机是“把大战后文明国所现出的两性关系的变化,来试作新的性的关系的心理的研究的”(林房雄著,默之译《新〈恋爱道〉》,《恋爱之路》,第89页),所以她反映的未必是苏俄特有的,而是“世界底的事象”。出于她对于女性评价标准应从家庭的义务转移到社会的义务的一贯主张,所以她特别强调不要从“家庭道德”来否定她的人物,而要从她们对于自己的阶级、国家和人类全体的贡献来“奉献着充分的尊敬”(柯伦泰夫人著,杨骚译:《赤恋·序》,上海北新书局印行,1929年,第5页)。